准儿媳悔婚 赠与的房产该不该还？

　　【案情】3年前，石明(化名)从澳大利亚留学回国后，在渝北区一单位工作，在网上认识了在银行工作的萧文(化名)，两人很快发展成为一对恋人。对于心仪的女孩，石明对萧文疼爱有加。

　　2009年底，石明的父母见到萧文后很是喜欢，一眼就认定她是自家的儿媳妇了。见父母很是满意，石明想给将来的妻子一个惊喜，加上父母也非常喜欢这个准儿媳，石明的父母决定买套房子，支付首付款，以此作为将来小两口的居所。

　　经过数次看房，老两口看中了南岸区的一套房子，支付了17万多元的首付款。

　　为了给准儿媳一个惊喜，老两口还决定房产证上只写萧文的名字。

　　石明心想：以后一家人肯定会和和睦睦地生活在一起。

　　可好景不长。今年初，住在一起的石明和萧文本来到了谈婚论嫁之时，两人的关系却开始降温，甚至为一点芝麻小事吵架，最终分手。

　　石明觉得，既然已经分手，萧文就不能再住在“婚房”，就要她还房子走人。但萧文却让他走人，理由就是“这是当初你父母送给我的。”

　　两人反目成仇，石明起诉。

　　今年8月初，石明和父母一纸诉状将萧文告到了渝北区法院，要求萧文立即搬走，如果不搬，则返还男方首付款、税收等共计19万余元。

　　“男方出资购房是一种赠与行为，将房产登记在我的名下已完成赠与，未有法定撤销情形，不应返还。”萧文针锋相对。

　　【法院意见】

　　承办该案的法官胡进分析该案后认为，对双方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，现在还不能断言，但不管怎样界定，都可能会对已形成的主流价值观带来一定的冲击。在原本美好的婚前交往中，恋人之间就多了心眼，少了愉悦;多了顾虑，少了信任。

　　和双方沟通后，胡进法官决定调解。

　　11月21日，在胡进法官的调解下，双方父母握手言和。女方答应“净身出户”，退还房屋;男方则支付她此前交纳的按揭款、物管费等共2万余元。

　　双方签订协议时，都有“物是人非”之感，两家人都是黯然离开了法院……

　　【李佩璇律师评论】婚前赠与行为，在《婚姻法》上没有明确规定，在其后的司法解释一、二、三中都没有明确提及。司法解释三中，只明确提出了父母出资在子女婚前买房，房子登记在子女名下的，是对自己子女的赠与。而，父母在子女婚前出资买房，房产登记在他方名下的，则没有表述。

　　按照婚姻法是大民法框架下的法律的观点，则如果婚姻法没有规定的，得适用《物权法》和《合同法》的规定。本案中，按照《物权法》规定，既然产权已经登记在女方名下，则赠与行为最关键的一步——“交付”已经完成，也就是说，女方已经完全获得了该房的产权。男方的父母也已经完成了赠与，根据《合同法》第186条，赠与人不得再任意撤销这个赠与。

　　根据《合同法》第192条，除非女方有如下三个行为：“(一)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;(二)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;(三)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”;否则，赠与人男方的父母没有撤销该赠与的法定理由。而事实上，女方一没有做严重侵害男方父母或者其亲属的事，也没有对男方父母有抚养义务，当时接受赠与时也没有约定接受赠与需要履行相应的义务。因此，从这里来看，男方父母几乎没有任何理由能要回该房产。

　　再来看我以前分析过的孙雅莉悔婚案，该案中的赠与是男方赠与女方的，这种赠与，如果被看作是有结婚目的的赠与，那么，在结婚目的落空后，赠与可以撤销。跟本案似乎有相似之处。但是，本案的赠与人不是结婚对方，而是男方的父母。男方的父母是基于对这个未来儿媳的喜爱而为的赠与，不存在结婚目的，也不可能因为不喜欢了，就收回赠与。因此，以赠与目的落空为由撤销赠与，似乎比较勉强。

　　那么，以彩礼为由呢?双方根本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地步，哪来的彩礼之说呢?这种说法比有结婚目的的赠与还勉强。

　　本案，男方的诉求之一是或者返还首付款。这个请求，实际上是把男方父母购房行为看作了一个债权。这种债权只能靠近按照《民法通则》第92条，按不当得利理论，但依然有其“没有合法依据获得”的软肋。

　　因此，本案，不管是按照婚姻法，还是合同法，还是物权法，还是民法通则，对女方都是有利的。但是，这样的判决绝对又是突破了大家对于传统道德的底线的遵守。一个法律，如果在执行过程，屡屡越过大家的道德底线，这个法就是一个值得推敲的法。

　　法官在实践中，担当着越来越多的平衡责任与社会责任，即平衡立法与现实的冲突，让大家还觉得我们生活在法律即道德的底线环境中。因此，本案的法官，采用了调解的方式结案。所谓调解的方式结案，就是在不用法律判决书的方式评判是非的情况下，得到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结果的认可，用调解书的方式进行确认。这种方式解决了法官在选择法律与道德时的难题，同时案件的结果又符合传统道德、价值观。

　　目前中国又处在一个修法、立法高峰，希望未来的立法技术更全面、更缜密，不至于出现立法本意是善意的，在实践中却只能得出恶的结果来。中国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，法官基本上还是依照法律条文进行判案，自由裁量也是在条文范围内。

　　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，对立法的要求越来越高。

　　律师在这样的法制环境中，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